即期稳定政策应与长期发展政策相结合

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持续巩固“稳”的基础、积蓄“进”的力量、守住“保”的底线，保持经济复苏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黄志凌

今年初以来，为应对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散对于经济的冲击，中国宏观政策取向更趋于积极主动，虽然有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中长期战略安排。

当然，在这个真正意义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政策部门的操作技巧必须改善，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把握时机与力度，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拖延或扭曲战略转型。尤其要注意对特定政策出台之后各种关联效应的全面评估。不仅要避免“先关了再说”的简单化操作，更要让市场明白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把握好政策重心，做好政策出台之前的各项准备，选择有利的出台时机，密切监测政策出台之后的市场与社会反应，及时回应或补充完善操作细节。

面对市场认识分歧，政策制定者应该透过短期数据变化的蛛丝马迹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对于客观存在的市场困惑也需要更加理智的宏观政策预期加以引导。还要看到，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具有较强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发展中又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持续巩固“稳”的基础、积蓄“进”的力量、守住“保”的底线，保持经济复苏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基于多年经济观察体会，笔者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始终重视投资驱动力，但必须调整引导性投资的重心

一定的投资强度是不可缺少的，但投资拉动不能过分关注短期经济增长数据，而是要集中于弥补社会经济短板投资、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战略项目，从根本上增强未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内在竞争力。

借鉴过往经验教训，对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定要加强前期的起点性论证，重视项目实施的技术经济水平拉动效应，中西部地区重大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同步实现摆脱贫困与生态保护的社会经济目标。调研得到的信息也印证，白鹤滩水电站、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已经探索了相关模式，项目建设过程中凝聚力明显增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值得肯定和推广。

出于加强国际竞争力基础和长远国家安全考虑，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第一产业会进一步巩固，第二产业会趋势性加强，由此引起第三产业占比会相应降低。其中：（1）确立更加精准的广义农业战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链的伸展与加强、生态改善和水旱灾害减轻，相应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战略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传统意义的农产品加工以及现代意义的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工业（医药）材料化趋势、重点水利与环保工程建设、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建设（居住点建设与住房提升、道路、清洁水、污水处理、医疗与教育）等将成为清晰的战略重点；（2）重新认识探矿与采掘、坑口初选与近域工业中心精炼等产业的重要意义，与广义农业一同构成前所未有的大国经济总量与结构稳定支撑；（3）发挥制造业体系健全的优势，通过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重点是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填补发达国家已经丧失能力的市场空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与重大技术集中攻关，缩小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第二产业由体系健全优势向保持体系优势基础上的结构升级优势转变，由此将引发投资结构的相应变化；（4）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与房地产业面临趋势性转折，生产服务领域、家居服务领域、人力资本积累领域（大健康与大教育）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长期消费动能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独立行情”的重中之重

根据国际经验，大型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最终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要保持强劲、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力，必须深化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可以这样认为，怎样从收入政策层面恢复消费动力，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走出“独立行情”的重中之重。为此，应该在修复经济生态的基础上，采取扩大居民收入来源的积极分配政策以形成积极的消费预期，通过消费预期和政府有效引导去改善投资预期，形成市场可预期、资源可持续的内需动力。一是适当调整就业政策，提升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二是政府应该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居民从事小商品经济等创造条件，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收入来源；三是进一步调整所得税免征额，改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同时对于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消费支出，予以全额或减半应税扣除；四是必要的消费补贴政策应该精准化，消费券发放应该集中于低收入人群，细化到每张消费券使用的具体时间和家庭，培训、教育等提升人力资本的专项补贴，应该与再就业政策相结合。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随着疫情好转，商品消费需求虽然还有一定的恢复空间，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会逐步下降，而服务消费需求不仅恢复的空间很大，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存在上升趋势。因此，城市发展规划与地方财政税收政策应该着重研究怎样有效促进服务供给的具体措施，譬如，针对制造业升级的生产服务需求、针对在职人员和待业人员的培训需求、针对老龄化社会和“三孩政策”的巨大家政服务和社区服务需求，等等。

企业分化检验出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适应能力，深化企业改革也迫在眉睫

深化企业改革并非专指国企，中国各类型企业都存在组织制度与体制机制亟待完善的现实要求。只有及时全面的企业改革，才能筑牢微观经济基础。深化国企改革是筑牢中国微观经济基础的重要举措，其中推动国有企业混改的重点是引进有价值的战略投资者，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相匹配的运行机制。怎样从政策上消除民营经济的地位疑虑、从市场规则上引导民营企业增强自我信用约束、从制度上促进大中型民营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筑牢我国新经济格局下微观经济基础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现实任务。

宏观政策制定部门应保持足够的市场敏感性，捕捉和把握政策趋势

持续多年的国际地缘政治的趋势性变化，叠加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及时捕捉并把握相关趋势。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来看，笔者觉得有几个趋势性的政策思维值得学界和业界重视：一是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而不是局限于防止通货膨胀；二是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但地缘政治对于全球化的格局与运行方式产生的非经济非市场性质的影响越来越大，怎样重检传统的全球化策略，以适应未来全球换新格局，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课题；三是国家产业政策是否应该由行业政策为重点转向企业政策为重点。非常赞成工信部等部门推出的“加快培育发展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领航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企业”的促进政策，鼓励依托优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协同创新，加大基础零部件、基础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高端仪器设备、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装备攻关和示范应用。

总之，在此特殊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积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至少还要在未来两三年保持必要的力度，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经济生态恢复，形成积极的消费与投资预期；已有的政策偏好显示出决策层还将抓住国际经济调整的机遇，通过重点投入与积极引导相结合，力争突破重要产业链的瓶颈约束；与此同时，积极主动处理好短期经济纾困与长期信用强化约束的关系，着力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为此，我们在宏观政策理念上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一是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对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而且这种机遇可能稍纵即逝，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围绕挑战与机遇展开。二是目前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基础并不稳固，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尚需坚持一段时间，直至经济趋势确认。三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投资者情绪敏感化（脆弱性）短期难以摆脱，市场预期引导也需要政策层面相对稳定，财经主官应该及时准确解读政策信息，降低过度市场波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前首席风险官、原首席经济学家）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