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农民工金融供给，促城乡融合

□程瑞

近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对2023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三农”工作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对33项领域的指导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在提及县域城乡融合工作时，提出要做好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农民工金融”也成为近期金融界广泛热议的话题。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具有农村户口，但生活在城市或非农领域，在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却因其身份的特殊性，通常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尤其在教育、医疗、社会养老保险、金融服务等领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水平整体不高，福利保障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但金融需求却是客观存在的。近年来，银行保险机构等金融主体针对“新市民”开发了更精准的产品和服务。作为新市民的主要主体形式，农民工的金融服务“获得感”显著提升，但仍暴露出三大矛盾。

首先是农民工流动性和金融机构地域性的矛盾。农民工的行动和资金都具有显著的流动性，呈“城乡两栖”状态，使得金融服务“两头难靠”。尤其是“找活干”的求职特点造成农民工的工作地点持续变动，流动轨迹更复杂。经营地域下沉的中小金融机构更容易接触到农民工群体，但相较国有大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在能力上却难以为农民工提供在其流动轨迹上的多点服务，金融服务质量在不同地域也存在差异性。

其次是农民工需求升级和精准金融服务不足的矛盾。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数字化的发展，农民工对支付结算、小额信贷、投资理财、人身保险等金融需求与日俱增。但由于农民工的地址、单位甚至联系方式较不稳定，就业、医保、社保等信息多分散在各个部门，信息不对称，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对其精准“画像”，相应难以开发更精准、更有效的产品与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相对传统的供给，成为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发展瓶颈。

最后是农民工金融健康和金融供给不适配的矛盾。多数农民工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和收入受经济周期、工作性质等因素影响更大，且金融行为具备熨平周期波动影响、抵御外界风险的价值。但农民工对金融产品和金融常识了解不多、理解不足、易受引导，所以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适当性”就格外重要。但当前的金融供给仍以功能性满足为主，在金融教育、素养提升、适当性服务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自2022年3月，《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发布以来，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了金融服务均等性和便利度。但针对农民工这一更加聚焦的群体，金融服务体系仍有如下三大升级方向。

第一，完善农民工金融的体系建设。金融监管、市场主体、数据基础部门等要统筹规划，协同行动。首先，要实现对农民工金融服务的专项政策和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单位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农民工服务的考核激励、尽职免责等政策的倾斜力度。其次，市场主体要针对农民工特点和需求，提升战略层面的重视程度，设置专业化的架构和团队，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发适当的专属产品与服务。最后，针对农民工的底层数据需更好打通，各地数据基础部门应探索整合农民工大数据信息，依法合规与金融机构共享，鼓励金融机构使用数据，提升风控能力和服务质效。

第二，健全农民工金融的产品与服务。农民工从农村到城镇务工经商，从最初支持路途及落地开支的小额融资需求，到初到城镇居住、寻求就业、技能培训的中小额融资需求，到有工作收入后的支付汇兑、储蓄、投资和保险需求，及进一步的技能培训、工作迁徙、创业投资等相关的进阶金融需求，直至到城市落户安家阶段的更复杂的金融需求，需求多样化、进阶化、逐步复杂化。金融机构一方面要有的放矢，针对农民工不同阶段的客观风险和需求特征，开发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数字化方式，服务长尾人群，压降交易成本和信用风险，改善农民工的金融服务体验。

第三，提升农民工金融健康水平。金融健康水平与学历、收入、生活地域的相关性比较明显，农民工的金融健康通常低于同地域的城镇居民水平。但农民工群体众多、分布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金融健康水平已成为制约农民工金融服务水平的主要瓶颈之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2）》中提出，应将金融健康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中间目标。此外，金融部门有必要与人社、教育、财政、民政、卫健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整合连通促进农民工金融健康的社会资源，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将客户金融健康结果融入商业模式和客户服务中，帮助农民工群体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树立正确消费观念。

综上，在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引下，农民工金融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机遇。数字赋能，金融助力，通过全面升级农民工的金融供给与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前景可期。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

关键词： 金融机构 产品与服务 健康水平